深圳罗湖一场大型城市疤痕修复工程，刷屏网络。
这处名为玉龙填埋场的地方，正在进行迄今为止全国体量最大、全量开挖的垃圾搬迁治理工程。这座已经封场20年的垃圾山，正在开启新的使命。
玉龙填埋场建于1983年，1997年停用，2005年底封场，总堆填垃圾约250万立方米，可填满1000个国际竞赛泳池。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它当初所在的城市边缘已变成城市中心区。该修复工程已于2024年开启全量开挖搬迁治理，预计在2026年9月底完成。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1月25日在现场看到，原来高达110米的垃圾山已被完全削平，填埋场已被巨大的防尘布覆盖。距离开挖现场四五百米的地方，已建起了垃圾筛分车间，6条巨型传送带正在高速运转。据央视报道，周边居民既看不到裸露的垃圾，也闻不到明显异味。
这些被挖出来的陈年垃圾，在经过筛分精细分类后，部分回收和无害化利用，轻质物将送到生活垃圾焚烧厂进行焚烧发电。
传统的卫生填埋方式因占用大量土地资源、易产生二次污染（如渗滤液、甲烷气体排放）等问题，“垃圾围城”在上世纪90年代一度成为许多大中城市的严峻挑战。
但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技术革命悄然启动。我国逐步攻克垃圾焚烧发电的关键技术，垃圾——原本人人避之的废物，转身一变，成为资源。
如今垃圾焚烧已取代传统填埋，成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主流方式。困扰大城市数十年的垃圾填埋问题也应声而解，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情况居然演变成“垃圾不够烧了”。
在资本市场，以光大环境（0257.HK）为首的第一梯队占据领先地位，市场份额超过15%。三峰环境(601827.SH)、瀚蓝环境(600323.SH)、中国天楹（000035.SZ）等企业紧随其后，产能利用率持续位居高位。
我国的垃圾发电技术在全球已属领先地位。中国环保协会官网去年7月发布的一篇名为《破解垃圾处理的世界性难题，中国提供了先进经验》的文章中指出，我国科研机构、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了垃圾焚烧技术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跨越，在焚烧装备、炉温控制、废气处置等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从“垃圾围城”到“无废城市”
从“十一五”规划开始，国家明确将垃圾焚烧发电作为固废处理的重要方向。进入“十四五”时期，伴随“双碳”目标和“无废城市”建设理念的提出，垃圾焚烧发电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
过去十年，在电价补贴等政策支持下，我国垃圾焚烧发电高速发展，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成熟的商业模式，涵盖上游的环卫清运服务、设备制造和工程建设；中游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和运营；下游则主要包括电网公司（购买电力）和地方政府（支付垃圾处理费）。此外，炉渣、飞灰的资源化利用企业也构成了下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为26198.58万吨，接近99%，其中焚烧处理贡献巨大。
去年9月，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介绍，“十四五”以来，我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历史性地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全国危险废物集中利用处置能力达到2.23亿吨/年，生活垃圾焚烧处置能力达到114.1万吨/天，比“十三五”末分别增长58.8%和72.4%。
垃圾焚烧发电不仅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基础设施，更因其能替代化石能源发电、避免填埋产生的甲烷排放，被视为典型的负碳或低碳行业。
据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2024年中国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市场规模约为730亿元，较2020年近千亿的峰值有所回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库存的垃圾已“消化”得差不多了。
技术全面实现国产化
我国垃圾焚烧技术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已实现全面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化，并在部分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技术演进始终围绕“高效燃烧、严控污染、提升能效”三大核心展开。
其中，机械炉排炉是当前绝对的主流技术，市场占有率超过80%。其优点在于技术成熟、运行稳定、对垃圾预处理要求低，能适应我国生活垃圾水分高、热值不稳定的特点。国内企业如三峰环境、深圳能源等已掌握核心技术并实现大规模生产，打破了国外垄断。
“焚烧炉的炉排，像波浪一样运动，垃圾就在里面燃烧。里面有1100摄氏度，烧两个小时之后就变为炉渣。”深圳能源旗下子公司深圳市深能环保东部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汉俊在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称。
近年来，过去采用的大量流化床项目正在通过技改，升级为炉排炉。
二次污染控制是垃圾焚烧技术的生命线，其中，剧毒物质二噁英类（Dioxins）的控制尤为关键。二噁英主要在200～500℃的温度区间，有氯源、碳源和金属催化剂存在时生成。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源头和过程加以控制，包括保证炉膛温度稳定在850℃以上，烟气停留时间不小于2秒，并保持充分的氧气和湍流，从根本上抑制二噁英的生成。
刘汉俊表示，“深能环保采用7级烟气处理系统，可以把所有的烟气处理到极低的情况下排放，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百分百已经国产化了。”
末端烟气净化环节，是控制排放的最后一道防线，采用活性炭用于吸附二噁英和重金属，布袋除尘器则捕集含有污染物的飞灰。
国家对垃圾焚烧还有严格的监管要求，所有焚烧厂必须安装自动监测设备，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实时上传各项排放数据，确保处理过程全程可控、可追溯。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自主创新垃圾焚烧技术，正在赋能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统计，截至2025年5月，中国企业参与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含已签约）达79座。在东南亚、中亚等地，采用中国技术和标准建设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不仅解决了垃圾处理难题，还为当地提供了清洁电力，推动了经济结构的绿色转型。
“垃圾开始不够烧”
垃圾处理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是中游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和运营，参与者主要是大型环保企业。截至2025年初，全国已建成并运行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数量超过1000座。
与产能的飞速扩张相伴而生的，是局部地区“垃圾不够烧”的问题。根据E20研究院的监测数据，近两年国内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仅为60%左右。部分新建成，尤其是在县域地区的项目，面临“吃不饱”的问题。
从监测平台中不难看出，国内垃圾焚烧厂的分布基本以胡焕庸线为界，胡焕庸线东南区域圆点密布，其中多数在过去十余年间建设、投产。
有媒体梳理了焚烧发电厂监测平台上2138座垃圾焚烧炉2024年的运转情况，其中有1267座正常运转时间超过了全年的90%。也有107座焚烧炉停炉时间超50%。
据不完全梳理，国内主营业务中含垃圾焚烧发电的上市公司约25家。行业前五的上市公司依次为光大环境、瀚蓝环境、三峰环境、节能环境、绿色动力，整体行业呈现“一超多强”的竞争格局。
“垃圾不够烧现象在局部地区比较突出，主要出现在县级行政单位规划建设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徐海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头部公司的焚烧发电项目，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产能利用率位居高位。2025年上半年，瀚蓝环境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产能利用率约为115%；绿色动力在2025年曾披露，按入厂垃圾量计算的平均产能利用率约为96%。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在国内大多数垃圾焚烧项目，最常见的商业模式是BOT（建设—运营—移交）。在该模式下，政府授予企业特许经营权（通常在20年以上），由企业负责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
运营期内，企业通过收取垃圾处理费和售电收入来收回投资并获取利润。特许经营期满后，项目资产无偿移交给政府。在补贴逐渐退坡的当下，BOT模式对企业的融资能力、建设效率和长期运营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同时政府也不用承担前期的项目投资费用。
此外，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BOO（建设—拥有—运营）等模式也有应用。
但也有部分项目规划阶段对垃圾增长量过于乐观，区域总产能远超实际需求。另外，在一些农村和偏远地区，垃圾“应收尽收”尚未完全实现，未能进入正规处理体系。
针对垃圾不够烧的情况，行业内公司纷纷寻求新的垃圾来源（一般工业固废、污泥等）、拓展供热、降本增效、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等手段，来提升项目运营质量与效率。
将封存了20年的罗湖玉龙填埋场重新开挖，正是由于垃圾焚烧等相关技术的发展，城市有了根治这一“顽疾”的能力。
广州的兴丰应急填埋场项目也在差不多时间启动搬迁治理，垃圾总开挖量336万立方米，预算12.5亿元。
“玉龙工程的核心突破在于，它首先彻底革新了环境治理的逻辑。面对历史遗留的庞大填埋场，项目没有选择传统的原地封盖与长期监控的打补丁式方式，而是以连根拔起的决心进行全量开挖，从物理根源上实现污染的清零。”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张蔚文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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